回  忆 人 生

1926年2月8日，我出生在唐山，当时我家住在铁路宿舍院。我出生一年后，我父亲就去了美国福特汽车工业学校勤工俭学，后又在底特律大学学习机械专业。1931年他经欧洲、西伯利亚铁路回到中国，不久就职于国有铁路北宁线唐山铁路机械修理厂，成为了一名汽车内燃机和铁路蒸汽机机车机械工业的工程师。

我父亲回来时，我已经5岁了，三年不见，使我对父亲产生了陌生感，我羞于当着父亲的面叫一声“爸爸”，可爸爸去上班时，又舍不得，在懵懂中也知道看起来严厉的父亲实际上内心是慈爱的，不管对孩子，还是对妻子。

我父亲年青时在天津新学书院上学，是学院足球队的成员。听我四叔说， 我父亲善于在奔跑中顶球，所以他的腿肌肉结实有力，走路挺快。冬天也不穿棉裤。他70岁时，有一次去菜市场买东西时，没有看脚下的马路牙子拌了个跟头，他一个前滚翻，站了起来。这时听路边的人说：“这老爷子，真行”。

父亲为人忠厚、耿直，不喜欢聊天，爱看小说。早年爱抽烟斗。解放前他在平津铁路局北京铁道部材料处工作。在北平解放前，他因为要抢修平津铁路上的各种破坏事故及机车脱轨通讯短路设备，所以经常来往于北平、天津之间。1948年平津战役时，他在天津铁路段，天津解放后就在当地报到上班了。那时我已在中央美院读二年级了。每年寒暑假我都回天津，很喜欢和他聊天。那时我哥哥学外贸，我妹妹学航空工艺，我弟弟因肺结核，在家自学外语。对子女的事情，他保持着开明的态度。解放后经过肃反运动，清查他的学历、社会关系。他的社会关系简单，交待问题态度认真，平安渡过肃反这一关，三反五反时，他在北京被隔离审查8个月，最后也平安无事，我在一天的上午去接他出来，我们还去东来顺吃了涮羊肉，饭后他表情很轻松的和我分手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掛上牌子游街，说是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单位打扫卫生、送报纸。可同事们对他很好，经常来家看他。唐山大地震时，我回天津看他，他还叫我去看他搭的防震棚，心情平静，无所谓得与失的态度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的一个在湖北教书的妹妹，得了血液病回到天津，没有活多久就去世了。我父亲从没提起过她。但直到我父亲去世后，大家才在他的钱夹里发现了我妹妹的一张照片。后来我每次离家时，我父亲一定要亲自送出大门，望着我坐上三轮车招手告别。

我父亲对我母亲的感情也很深，我父亲在美国学习时，经常写信给我母亲，怕我母亲没办法英文回复，每次写信来时，总在信封里夹一个写好英文回信的信皮。我的母亲虽然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在知识水平上与父亲相差甚远，但母亲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爱帮助别人。她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是老二。我们做错了事，母亲从不大声责骂，而是体谅到我们年小，用一颗慈母的心去教育我们，而更多的时候，她是以身作则，使我们体会到人生处世的道理。

我家住在唐山交通大学路的铁路宿舍，因为离铁路很近，我从小就喜欢趴在家中窗前或阳台上看火车，时间长了就会慢慢产生要画下来的冲动。我取了笔就趴在桌子上画了起来。最开始是画火车头的样子，它比火车的其它部分更吸引我。父亲回家后看到了这张儿童画，他觉得很高兴，但什么赞扬的话也没说。不久后带回家来一本厚厚的蒸汽机车头的晒图纸印以及各种蒸汽机车头图样书。他把书放在我面前，什么也没有说就去工厂上班去了。后来大家都知道我会画火车头。这一年，我五岁多点。

后来我对那些民间工艺、民间美术产兴了兴趣。那些全身充满运动感、饱含着强烈情感的民间形象强烈地吸引着我。

民间艺术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丧葬习俗了。有人家办丧事时总会有在和尚念经时挂的水陆画和出殡时的纸人纸马，还有手舞三节棍能够在推动前进时旋转的大鬼、小鬼，还有好看的丫头们、老妈儿们的扎纸人形象，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大人带我去看东狱庙时，我看到大殿里的东狱大帝夫妇，神气十足，具有威慑力；还有两个肩挑两个大口袋的大鬼，那口袋有很多洞，洞里露出小娃娃的头，有很多小娃娃的头。我很好奇，我想解开这形象中的秘密。我四处看那大殿，试图找到答案，我看到门上有个大铁算盘，算盘上的算珠是可以活动的，我不解其意。还有那“你可来了”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也是如此……。

我的几个舅舅也都在唐山住，有时候我母亲会带我去舅舅家玩，他们都喜欢动手制作东西，自娱自乐。其中有一个舅舅喜欢收藏。他家里放着很多从各地收集来的奇石，舅舅用这些石头装饰着生活。每块石头都配上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水，上面还放着一些小茅草棚，小船，还有的放着城墙，有的还长着一层很薄的绿色的苔，里面有几个瓷烧的小人，有弹琴的，还有渔翁坐在山石的角落里，很像一幅一幅的国画。这些山石摆在书台上、地上、走道，还有桌子上。我每次去他家，都要在每一个山石前看半天，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叫做盆景。舅舅家里还有很多画报，上面常常有上海吴友如的画，内容很丰富，我也非常喜欢看。

另一个舅舅喜欢画脸谱和做风筝，他先用细的竹枝糊一个双翅膀的飞机，在翅膀上用很长的竹草，把它刮薄，然后晾干，把这个很长的薄竹草片固定在飞机的翅膀上，像一个弓子一样。他说风筝在空中飘的时候，风吹竹草就有一种声音，像飞机的声音。他画脸谱的时候喜欢用一张比较软的纸，用墨画一半脸谱，然后在水没有干的时候合上，再打开时这个脸谱就对称了。舅舅还喜欢临摹人物画，过年的时候他总会画几张财神图，送给亲戚朋友。最有意思的事是看舅舅在小西瓜上刻上字，刻上画；在芭蕉扇上用墨笔写成字，然后把这个扇子放在煤油灯罩上，拿煤油灯的油烟熏黑了，然后把墨洗掉，这时候芭蕉扇上就出现了一个白色墨体的字。这个舅舅真是心灵手巧。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父亲调到了天津铁路局上班，我们几个孩子也转学到了天津小学。

来到天津之后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小人书铺。天津有很多小人书铺，里面有一排排的书架，还有一条条的板凳，专门做小孩子的生意。放学时，小孩几乎人手一本小人书，交很少钱，就能看个够。我非常喜欢这些小人书，我爱看历史故事和武侠类的。平常我每天按时回家，不能乱跑。周末，我父亲允许孩子们出去找同学玩，这时候，我喜欢去一条小街上的小人书铺看小人书，每到星期天我就去这个离家很远的小人书铺，找一个小板凳坐下，挑选十部小人书，交一角钱可看一上午。我特别喜欢看穿盔甲的男将女将骑马打仗的小人书，里面画有很多身穿番邦盔甲的男女将，像杨家将中穆桂英身穿金盔甲，足蹬铁尖鞋，大破天门阵。

在上小学五年级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武侠小说——《江湖廿四侠》和《蜀山剑侠传》。那时这两本书正风靡全国，它们是一期一期出的，每出一期，我就买一期，非常入迷。白羽写的《十二金钱镖》，《大泽龙蛇传》，还有朱桢木写的《武侠罗刹女》，《蛮荒侠影》，也都一一被我收入囊中。在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还珠楼主的书，如他的《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在小说里描述了中国的各大名山，在这些名山中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居着一些身怀绝技的高人和剑客。这些人有时候会下山来，做好事，帮助贫苦人们，除暴安良。每一章节的故事都衔接紧密，使人欲罢不能。还珠楼主笔下所描写的风土人情使我大开眼界，越看越入迷。一直到我考入国立艺专时还买武侠小说看。后来有的被人借丢了，有的卖了。在80年代我骑车经过沙滩红楼的墙外时，看到很多书摊，我又发现了很多再版的自己熟悉的武侠小说，我如获至宝，都买回来收藏，到现在完好无损。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天津沦陷。人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日本的飞机在天空上盘旋，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这段时间，天津的空气特别沉闷。平民百姓不敢说话，日本人一次一次的强化治安，使人们生活在恐怖当中。中国人民的苦难开始了。我的父亲当时仍在天津铁路局工作，他每天上班、下班都被日本人监视，日本人怕他会去大后方。有一次，我父亲下班回家，带回来一个像暖水瓶一样大小的日军炮弹壳，上面刻着“洛阳沦陷纪念”这样几个字，我想父亲带回这个炮壳是让我们永远铭记国耻。

这时中国职员的工资下降了，每到我上学交学费时就是兄弟几人同时交学费，我的母亲在非常艰难时就去当铺当衣服和首饰，夏天，她把我父亲的皮大衣用包袱包好让我和她一起去。后来让我自己去，我每次要等当铺门口没人时才进去，举上包袱。开票后给我一些银元，每块银元都盖有蓝色图章印记。有时我父亲在早晨交给我一张字条，叫我去他的同事冯先生家借白面，当我叫开门后，冯先生看了字条，就从家里扛出一袋面来，送到我家，如此有过很多次借面。后来我父亲终于设法离开了天津铁路局到唐山开滦煤矿工作了，主要是机械电机的修理工作，为了防止日本人来家找我父亲。我家也随后离开了天津搬到了北京。

清朝灭亡之后，孙中山在南京建都，北京被改为直辖市。当时的北京依然是古都风貌，老北京的城墙，很宽很厚，有九个城门，墙边上有马道。孩子们在城墙上跑着放风筝。砖地面生着野草，人在上面低下头就可以看到城墙外的柳林和护城河。城门口常有骆驼趴在地上，旁边是驮着煤的长口袋，拉骆驼的人立在一边。城门外是瓮城，翁城圈内叠着很多缸扣在地上。城外的道路尘土很多，从远处望着京城，那高大雄伟的箭楼，不管是在晴天还是阴天都美极了。北京的西面还有的西山，坐在平津京汉路段行驶的火车上，从几百里外先看到西山，它像一条灰紫色的长带围抱着北京。在文化上北京也仍然领先全国，这里汇集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中学有较有影响的师范附中、育英中学、汇文中学、贝满女中、国立北平艺专（含美术、音乐、陶瓷、图案等科）。那时北京文艺界、报界、以及其它民间艺术类极其兴旺。

那时，从前门火车站一出去，先看到前门的箭楼，城门城墙都高大威武，人口不多。我们雇了一辆马拉的有玻璃窗车厢的四轮车进城，车子一走，“滴答-滴答-”地响着。我从玻璃门窗望着外面。车子就这样“滴答-滴答-”的从西交民巷走到西单，再走到西四，停在了白塔寺北沟沿大街的苏罗卜胡同，我们先在我父亲的朋友家落脚。随后搬到北京西城和平门后细画厂四号院，房子是我父亲在铁路局的同事李鼎彝先生家的一间南屋。对一家七口人来说窄小了些，但远离了日本人的监视，一家人的心情也都舒畅多了。就这样我家就在北京定居了。

这一年是1943年。在这段时间，我除了上学，就是出门游逛，武侠小说和连环画也很少看了，这个城市中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从李家出门走不远就是高大的和平门城墙，那城砖又大又厚，听老北京人说每块城砖重四十八斤。我常常会循着马道上城，留心看那些城砖上的印记，据说每块砖上都有年、月、日。城墙上特别凉快。和平门街道繁荣，小商店、菜店、粮店比比皆是。往北走是六部口、西长安街。往南走是厂甸，琉璃厂街，古玩店、小作坊。再往南是菜市口，有王麻子刀剪铺、饭庄、戏院，繁华极了。

1944年我家又搬家了，这次，我们住到了西安门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一家黄姓人家院内的东西厢房，地方比以前宽敞些了。每次搬家，我都是最兴奋的，我又有新地方可以看、可以转了。这个砖塔胡同，街道上铺面少，不热闹，但同样令我着迷。西四牌楼大街有“当当车”（有轨电车）可以围城一圈，车从西四北出发，经太平庄开往嘉兴寺，再向东经后门（地安门）就到了东城。西安门有三个木头门，很像现在故宫午门前东西两边的红门一样，在西安门上有一根拴红布条的铁棍钉在西安门的左上角边上，老北京人说那是李自成败走逃出北京时经过西安门回身射了一箭钉在上面,这只是一个代替品,李自成的箭早就没影了。还有每天晚上七、八钟时，有一个老头的声音喊着羊头肉，老头背个木箱，有人买时，老头把一条腿顶在墙上，在木箱上把羊头肉切成薄片。撒上胡椒面。还有盲人夜晚敲着小铜钹，叮叮作响，手持竹杖给人算命。老北京人有的吸鸦片烟，据说这种夜间算命的也卖鸦片膏，给烟君子送货上门的。

几次的搬家经历，让我把北平看了个遍。慢慢地，我不再把这里当成是暂住地，而当成是自己的家，习惯了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平常所见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

我在砖塔胡同住了六年。房东黄老太太家藏书很多。老太太看我喜爱看书，就经常借书给我看，其中就有王羲之写的字帖《金刚经》，这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于是便照着这本书练起了书法。我一边临摹《金刚经》，一边思考着佛经。我读到佛说：“如是我闻”，就把这一段与孔子与学生的辩论相比较。经中涉及到了辩证关系，如三十二相，以及有相无相的关系，宇宙各事物间的关系。“一花一世界”，我开始构建对大千世界的宇宙观，以及微观世界的宇宙观等概念，这把我带到了人生的新境地。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启发了我，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书中最后说：世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使我意识到世事无常，而物由心生。而《止观》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如何自我控制意念，我认识到，集中精力，达到无我境界，是一种自我的定力训练，可以使人形成一种以不变应对万变的定力修养。除了讲到人的本能潜在力量的作用，书中还主要讲了古代贤人的处世态度，他们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的看法，他们以善感化恶，以纯正感化邪恶的思想。看了这本书，我对善恶与世界的关系有了较为明晰的看法，我理解了善心、爱心、仁爱之心的意义，是它们使生命得以延续，而邪恶之心是毁灭人类世界的根源。但邪恶总会存在于世间，儒学的观点认为，人性有善恶之争，也就是说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来自哪里？它与周围环境和生存条件是分不开的。既然必然存在着善恶之争，而对矛盾，应该怎样处理？孔子讲调和矛盾的方法是中庸之道，老子讲无为而治，要顺其自然，不要刺激矛盾，要使矛盾平衡，就不能加外部的力量。

有一次，我还看到一本《易筋经》，有在夜间练夜眼的方法。静坐在一间黑屋中，点一支香，距离约一丈远，注目凝视，把香火一点点放大到碗口大。我一直坚持练习。上美院时，我们宿舍在锅炉房旁边，我每天晚上都去大烟筒的后边练。有一天，学生巡夜时好像是时宜同学用手电照见了我，这也成为同学间的笑谈。

1944年我家搬到西城后，因家庭原因我休学在家。这段时间，经人介绍，我在北京西城武王侯胡同雪庐画社跟季观之先生学北宗山水画。开始学画完全是出自天性的爱好，也有些是为了休学后的消遣。季先生是山东烟台人，后来他被调到了鲁迅美院授课。

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地摊上花很少的钱买了一个约20公分大的铜佛像，是喇嘛教中的大威德男女双身像，我如获至宝似地拿回家。在没人时，取出来，仔细观察着这尊精雕细刻的铜像，越发觉得它雕塑得精细而具体，比例结构可谓准确精微。那时还不懂雕塑，但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立体的铜佛像。我觉得它就是我人体雕塑的启蒙之物。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像就再也不见了，至今想到它仍觉很惋惜。物有聚散得失，人有悲欢离合，一切都是有缘就自然相会，无缘和缘尽了，就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切皆可遇而不可求。

我还很喜欢音乐，与音乐结缘，算起来应该在1945年前后。在北京的东单牌楼附近，从东到西的一段马路南面的空地上有很多地摊。这些地摊有的卖旧自行车，有的卖美国兵用的军刀、水壶、睡袋，有的地摊就卖老唱片，像百代公司、胜利唱片公司的唱片在那儿都可以找到。自从发现这些地摊后我就时不时地去那里搜罗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唱片公司的唱片。我所买的不是流行音乐，也不是戏曲、相声，我在音乐上的选择与对书籍的选择有共通之处，都沾点佛气，我曾买过一张上海佛教的阔天法师的片子，叫做《吉祥雁口》的。这《吉祥雁口》的第一面就是唱他作法事的开头，其中有“招请”。第二面就是曲奏乐《天龙戏水》，这段曲奏乐非常优美，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乐器演奏的。听着这音乐，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有一两条龙甚至更多的龙从空中直下，到江河里戏水，喝完了水又在半空中盘旋，最后回到了天上。每次听总令我心里激动非常。这种曲奏乐据说是从唐代流传下来的，也有人说在云南有个纳西古乐跟它是类似的。

不久一天，报上说日本广岛被美国人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北京的日本居民开始撤退，在他们的院子里烧毁他们带不走的东西。日本歌妓的笑声在胡同时消失了，北京城里的街头饭馆里出现了八路军对大家说“我们胜利了”。北京人照常过着他们的日子，在大杂院居住的人们之间平日里互相关照，邻里之间请安问好，见面您哪您的，景象真好，平和而安静。那种宽厚大度的民风民俗依然如旧。

1946年，国立北平艺专面向全国招生，这一年是徐悲鸿先生亲自主持招生，我也去参加了考试。之前因为接受过短期的绘画训练，所以并不觉得紧张。但到了素描考场上，才发现要站着画石膏头像，不用铅笔而要用木炭条，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老师还给每个考生发了一小块馒头，干什么用的，我心里直嘀咕。身边已有一个考生拿起工具很熟练地在纸上画了起来，我在一边看，佩服极了。不一会儿，这个考生已经在纸上勾下了石膏头像的大致轮廓，非常地准确而利索。他偶尔会拿起那块馒头在纸上擦去多余的炭粉，然后开始了进一步的刻画，看了他一会儿后我大体明白了炭笔素描的过程，便拿起一根木炭条，开始着手勾画，但那支在别人手里大显神通的东西在我手里却失灵了。考试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只能画个轮廓抹了抹效果，心想自己肯定考不上了。出乎意料的是，到放榜的那天，我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雕塑系的招生名单上。那位与我在同一考场上画得很好的学生也被录取了，与我作了同届同学。他就是李瀚祥，后来去了香港，成为了一位电影导演。

当时北平艺专还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徐悲鸿先生任院长。1947年，学校迁到了校尉胡同五号大院，是一座面积很大的楼房。国民党时期这个地方是军队占用的，为了这个校址，徐悲鸿校长和很多教师四处奔走，最终在刘铁华先生的努力下，通过当局关系请李宗仁帮忙，把这个大院要过来做了北平艺专的新校址。为了感谢李宗仁，大礼堂被题名为“德鳞堂”。

艺专的一年级算是预科，先打基础，当时教学的方针是徐先生和其他教师共同制定的，按这个方针老师在课上教的并不是让学生怎样去画，而是叫学生自己先“跟着感觉走”，使自己的艺术天性得以发挥。

一年级，我们的基础课中有李宗津先生上的构图课。李宗津老师个子不高，他总是笑嘻嘻的。李先生出构图课的题目，让学生下课自己去想，然后画一张作业交上来。第一次出的题目是“冬日”。

我的第一次构图作业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我画了冬日郊区的一个乡村路边的情景，路边有一间房子，挂着棉布帘，门前停着一辆空的马车，四周什么也没有，无树也无人，表示赶车人在农村的大酒缸屋里去喝酒，但图上也没有出现大酒缸。李先生看了后说此构图暗示出了冬日情景。

第二次出题是“风”，看到这个题目，我想起了每天上学骑车逆风的体验，就画了一个伏身骑车的人，又画了一个小吃摊上的一个男人用力在撑着一个布蓬表示风的方向。李先生看后说，这个构思很明确。

第三次出题“喜事”。喜事人人都熟悉，但如何表现的准确而有意思可不容易。我交上的作业，李先生看了十分高兴。他把我的作业当作范本讲给大家听。在我的构图上，有一个院子，其中有工人在拆办喜事的棚子，主人在屋内吃晚饭，表示喜事已过。我避开了“喜事”令人惯常想到的吹吹打打热闹的场面，而着意于表现“收场”。后来在预科结束时，他又对我讲“你的素描有颜色，你学油画吧”，但我没有选择学油画，而是选择了雕塑。李宗津先生教过我一年，可以说他也是我创作的启蒙老师。

我构图课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滑田友先生。

滑田友是一个自学成材的艺术家，他早年的雕塑知识都来自于对民间艺术的摸索和学习，后来他得到了公费去法国留学的机会。他在法国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在二次大战时，滑先生因为经济困难与冼星海同住一个阁楼中，共渡艰苦的日子。为了创作《男孩裸体深思像》，他打工存模特费，经过八个月才完成此像，后来这件作品在法国艺术展上得过奖。滑田友先生在解放前从法国回国，到北京后，徐悲鸿院长为他在北平艺专的礼堂开了一次盛大的雕塑展，其中有滑先生的代表作《男孩人体》、《沉思》、《石雕胸像》和很多中型人体雕塑习作，还有创作《轰炸中的母子像》、《母亲抱孩的像》，另外也有一些素描作品。滑先生的技法是揉合中西，以中国为本源，以西方为借鉴的。在滑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把雕塑结构组织在几个大面里，使形体结实有力，构图安排妥帖的美感。

滑先生平时喜欢与学生交流，有时讲他的个人经历，在讲述中把自己对雕塑创作的一些体会和认识贯穿了进去。他的经历很丰富，他的这些讲述为我打开了更广大而多样的世界。有一次，他讲到在苏州的甪直修复杨惠之的罗汉壁时体会出中国古代雕塑中运用线的方法，这就是滑先生后来在教学中经常讲到的“编筐法”。这种方法是对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法的总结和吸收。

我在上二年级时，王临乙先生教课。从学雕塑开始，我一直受到王临乙先生的教诲，他的艺术和人格对我影响最深。王先生和夫人王合内是在法国学雕塑时的同学，都很平易近人，我和同学刘家洪、吴竞等经常到先生家去看雕塑、看书。一般我们先约好时间，王先生在家等我们，在先生家的门道里有一只狼狗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望着我们，这个不动的狼狗是王太太用泥塑的，形象逼真。我们进去后，先生搬出雕塑书来给我们看，王先生对学生的感情很深、很内在，表情不多，话也不多，只是微笑的看着你。我总觉得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家非常的和谐、非常安静，总在吸引着我们。后来在我退休回北京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修复文物时先生还去看过我，我也经常把家里包好的饺子拿饭盒装好给先生送去，到时近中午，叫开门，王先生把饭拿到厨房后，把空饭盒还给我，我说不进去了，马上回家。这种情同父子的师生情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王先生一生为雕塑教学事业而全身心付出，不追求名利，一生没有出过一本雕塑画册，后来出了一本是他和夫人王合内先生合并的作品集。他的早年很多大型浮雕作品存下来的很少，像《孔子像》和《大禹像》都已毁坏。他的作品，除了人民纪念碑上的《五卅运动浮雕》、《人民大团结高浮雕》、天文馆《青龙白虎小浮雕》、《大渡河浮雕》稿及一些头像外所剩不多了。《孔子像》大浮雕和《大禹像》大浮雕在1948年时曾经在艺专的大礼堂舞台两侧陈列很久。我对这两件作品的风格和雕塑技巧很崇敬，我喜欢王先生所作的高浮雕中含蓄的汉武梁祠石刻风格，作品起伏不大，但有整体感、厚重感、朴素感。

王临乙先生在上课时仔细观察同学的作业，但他不动手改学生的作业。他看过我的作品后有时笑一笑，只说做下去，这种语言就意味着鼓励。在第一节做女人体习作课结束时，王临乙先生看到我的作业后很高兴，对我说，“你的东西有‘面’，有趣味、生动。做下去。” 在课余时间我喜欢做小泥塑稿，干后就用小刀刻。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农村妇女抱娃娃，手中拿着慰问袋的小陶人，王先生对我说：“把你烧的那个小陶人给我吧”。我很意外，没想到先生会喜欢学生的作品。先生是在用这种方法鼓励学生做下去。有一次，王临乙先生看到我做的一个农民走在一匹马后面，王先生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后做小东西一定很好”。以后王先生每次来看我的雕塑时，都会微笑着说“做下去”。这简单的三个字一直鼓励着我坚持着自己的艺术风格。

1949年国立北平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这一年，全院师生参加了北京郊区土地改革运动。那时是秋末冬初，我和刘小岑、闫汝勤来到了南苑土改办公点。每天早上，先由组长安排工作，学生们主要是先到农户家串门接近老乡，晚上则去一个大院里听老乡谈大红门村的阶级划分的标准。每晚这个会都开得很晚，半夜回住地时，天上的星星已经偏南方了。黑夜中，星宿在天空中闪光。后来，身穿灰军服的工作组的老干部们招集老乡来讲土改政策，对农民老乡讲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解放了北平使农民翻身，在党的领导下大家伙儿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老乡们将来都能住上好房子，到那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因此老乡们就念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接下来动员青年参加解放军,口号是：“保卫胜利果实，不能老婆孩子热炕头、二亩地、一头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也在美院掀起参军热，其中就有窦大任同学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并改名吴竞。

令我最难忘的事情还是土改运动。在土改后期，我看见农民热情高涨的在丈地计算土地和分地的场面。后来学生全部回校上课，到五月份做毕业创作雕塑时，我就根据土改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做出了《丈量》这一作品。这件作品的基本构图是三个农民，其中一个农民打算盘，一个农民用木尺在土地上丈量，还有一个男孩用铁锨在尺前做记号，三人都穿着大棉衣，以表示是隆冬季节。整个构图的平面为矩形，高100公分，长约150公分。作到一定程度后，王临乙先生看了后说：“现在形态生动有趣味，雕塑的重量感也够了，不要再做了。”后来我就把泥塑翻成白色的石膏作品。学院在办“红五月”美展时，这件作品也参展了，并获得了一等奖，我拿到了王朝闻著的《创作方法论》一书作为奖品。不久，这件雕塑作品被选送布拉格市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美术作品展”，展出后就留在了那里。这件作品的获奖也为我在北平艺专的学习生活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1950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分配问题，雕塑系毕业的学生那时都处于一种没有适合单位安置的状态。好在当时学生不多，只有两三个，徐悲鸿院长提出建议让学生们留校。留校后不久，我又进入了研究生班学习，班主任是王式廓，这个时期比较短暂。

到了1952年，我给滑田友先生的班当助手。不久，又给当时正在做天安门纪念碑的王炳召当助手。1954年，我被调回中央美院雕塑系给曾竹韶先生当助手。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接触了雕塑界的各位名家，不管在艺术上还是生活上都从这几位先生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

1956年，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称之为“大跃进”运动时期，这次运动的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个时期我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雕塑工厂创作组。大约在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接受了一个任务，要求为志愿军烈士陵园的院子作两块大型浮雕，及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像。当时参与这个任务的主要是雕塑系五年级的同学，在毕业的时候学校决定把这两个班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雕塑的专业团体，而志愿军烈士陵园的雕塑工作也就是这个团体接受的第一次任务。

大约在1957年，由于当时对民族传统的提倡和鼓励，我在创作《劈山引水》的时候结合了民间彩塑的技法，第一次在水泥上上色，在整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在当时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的要求下，《劈山引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和速度完成了。在创作《劈山引水》时，我做出草稿和小样后，先在工厂里做成一个单个的人形，再把这个石膏的人形运到现场。其中的两座山则是用木架做成一个山形，再用麻布沾上石膏，加少量的水泥，进而与农民的形象结合起来，再根据现场的环境构图摆放，最后作品还被上了颜色。整个过程一共只用了7天时间，当时这个像连同底座共有7米多。这个像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美国女作家斯诺女士出了一本反映当时中国大跃进的书，封面上就印着这尊雕塑。《劈山引水》完成后被放置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后来被保定市以4000元的价格买走收藏至今。

在1955年到1960年期间，我有几次机会去外地体验生活。1955年，去了山西云水县的郓州西村刘胡兰的故乡，这一次是为创作任务而安排的下乡考察。我们深入了解了刘胡兰的一些成长与就义的经历，还领略了山西的人情风貌。山西之行结束了，回到北京后，我们的集体创作也顺利的完成了。然而这趟出行对我的影响却不止于此，一路上所饱游沃揽的中原风土人情是如此强烈地刺激着我，最终也引发了我后来的离京赴豫之举。

在从刘胡兰家乡回来后，山西的风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那一趟旅行中，我接触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新事物，感受到了那里淳朴热情的民风民俗，与在北京这块地方上单纯地搞雕塑相比，前者更吸引着我，使我向往。我的心变得不安定起来，十分渴望着下一次的出行。

1960年，美院雕塑工厂接受了延安烈士陵园的雕塑创作的任务，这样一来，我就又有机会到外地去了。一路上，我看到了黄土高原上特有的窑洞和陕北人的形象，内心非常感动。延安人非常热情，请客人吃小米干饭，白菜熬肉和红辣椒油酱，我觉得这些东西真好吃，真是香极了！但每个人只能吃一碗。

不久，我们又接受了河南三门峡的雕塑任务。当时三门峡的大坝建成，需要大家到现场考察环境并设计一个纪念性建筑。雕塑工厂去了十几个人，带队的人是古灏先生。我们住在三门峡招待所，参观了大坝和水库。当时水库已经蓄水了，水非常清，静静的水面上有一只小船，当地人都说清平盛世才可以出现黄河水清，站在大坝上还能看到水闸放水的场面。据说三门峡在远古时由大禹挥巨斧劈开神门、人门、鬼门使黄河巨龙奔向东海，场面壮观极了。

在那里住了大约十天左右，我们开始返回北京。

路过三门峡一个小站时需要换车，就在那里的站台上，我听到从远处一个小屋子里，可能是一个铁路工人的住所里，传来河南豫剧的慢板的曲调。当时周围很静，那声音我听着非常亲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我也说不明白，就是觉得河南这个地方还是挺吸引人的，从此我的脑子里老是回旋着河南慢板的声音。

回来后不久，有一次我去军事博物馆参观，看见一件挺吸引人的东西，是四个葫芦绑在一起，说明牌上记录了这件东西的来历：河南济源县的一个民兵，当年在渡河时，就是借助四个葫芦从黄河水面上漂浮过去的。当时军事博物馆正好要我做一件作品，我就根据这件东西，再结合着我见到的河南风貌，创作了一个农民背葫芦过河的雕塑。

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大型的雕塑任务渐渐少了。

这时候，雕塑工厂开始向外单位调人了。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艺术家长期创作大型作品会影响自己的创作，首先走的是林家常，唐观，他们两人先走了。接着就是祖温宣，吴宝东调到了北京艺术师范学校。他们走后，接着又有一些人陆续调走了。此时，我也觉得在工厂待着还不如到别处看看，就向上级要求调到河南郑州艺术学院，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但没想到这一去会离开北京十三年之久。

后来又有一批人陆续离开了工厂，厂长英才同志也走了。之后，中国雕塑工厂改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创作室。这时，上层领导允许了个人创作上的自由，受此吸引，一批人又从建筑广场回到了室内。中国雕塑工厂由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转向平静的小型的个人工作室时期。

我之所以选择河南，一是因为河南地处中原，交通方便，回北京相对容易；再是因为在艺术考察中，黄河边上风土人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与创作组在三门峡考察期间，火车经过巩县、偃师、郑州、北上经新乡、安阳、邯郸、邢台，一路北上，在沿途的乡村、城市，看到河南、河北的不同，河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物形象，给我的印象至今不灭。河南地区位于黄河中游，地上地下蕴藏着丰厚的文化文明的遗产，民风淳朴，城市与乡村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城市中有乡村，当地的方言简朴有力，人的性格爽直无所顾忌，这些与我曾经生活过的天津和北京截然不同，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郑州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动荡的城市，是中原流动人口的集散地。特别是在冬天，郑州和开封一带的农村人很多都外出谋生，他们用泥封住门窗，背着简单的工具，携家带口，结伴而行，坐上火车南下……

1961年，我被调到郑州艺术学院工作。这个学校是在郑州文化路上，是由一座营房改建而成。我来报到时，接待我的是一位具有忠厚长者风范的老者，身穿一件白绸中式小褂，面色红润，平头白发，这位老者是河南省画界代表谢瑞阶先生，谢先生在抗日期间曾带学生到少林寺避乱九年，并学了些健身功夫。我到了之后，学校还在放暑假，没有自来水，只能喝土井里的水，水很混浊，偶尔还能看见“跟头虫”。夏天土井水少，一盆洗脸水要用两天。当时全国普遍粮食供应不足，郑州市也是。早餐、晚餐是2个黑色红薯面的小窝头，中午每人2个黑面小馒头，我时常感到饥饿。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当老师，我的工资还算比较高，但是为了照顾远在北京的妻子和子女，我还是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都寄回了家，我想自己过的艰苦些也不能让妻子儿女受苦。

在郑州艺术学院除了生活的艰苦外，还是充满了乐趣。朋友一直都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精神支柱，我的生命中缺少不了“朋友”，我八十年的生活中，朋友无处不在，每次交往我都是以心相见、得其所长。在河南的时候，我又认识了几位新朋友，其中交往最多的就是杭州美院毕业的教版画的王老师，我们经常一起出去。老版画家刘铁华先生，也是在这里认识的。他是北京人，大跃进前调到了郑州。午睡后，我常去他屋内聊天，夏天他总是说：“你坐着，我冲个澡”。于是就用铁皮洗衣盆打来一盆水放在房门后，门半开着，他开始洗，不过三五分钟，他洗完后我们再接着聊。他喜欢抽烟喝茶，时常会拿出一册木刻集，两个人一起看。那是一本外国人编辑的中国当代版画家作品集，其中有他的《茶馆》等作品。国外评论家说刘铁华先生是中国版画界的“野兽派”。后来我们又一同在河南民权县代砦林场接受知识分子再教育，同吃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代砦林场种的是泡桐林，一个个泡桐方阵排列整齐，一望无际。我们在这里种了茄子、西红柿、豆角、萝卜、白菜等。我们经常在学习后下象棋，也经常同时值班看菜地。到星期天，食堂就派刘铁华先生去乡镇集市买轧面条。他就戴着一顶旧草帽，推着一辆老自行车上面绑着一个笸箩去买面条。后来我根据此事做了《铁华轧面条》，用以怀念我的老友。

不久，郑州艺术学院就被解散了，我被调到开封师院。

开封是一个生活安定的古老城市，那里还保留有古城门，开封的街名也很有古城特点，街上的屋门都是黑色的，不像北京的那种红门或绿门。在这儿可以见到黄河大堤，大堤高过城墙几十米，黄河床高过开封市，成为悬河。这里还有潘湖、杨湖两湖，当地人讲“杨湖水清，潘湖水污”，还说在杨湖里曾打捞出杨家在战场上用的战镜。这里还有开封大相国寺，大相国寺很大，房屋也很多。这里的孙中山像与我在武汉长江大桥所见的是一样的，都是穿西装一手持杖的青铜像，是早期留法雕塑家李金发先生所塑。

开封师院原称为河南大学，位于开封古城的东北部。开封师院的美术系系主任是丁折桂老师。丁老师身材瘦，但精神矍铄，喜穿黑色毛式制服，大家都说丁老可以做诗人杜甫的形象模特。他平日对待同事和学生都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的学生腿骨摔折卧床疗养，丁老常常在食堂买好菜给学生送去，那种师生的感情如同父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在开封也结识了几位好友。其中有水彩画家李永海先生，李永海先生是北京通州人，与我同住在七斋教师宿舍楼，他喜欢喝酒，生性乐观，爱说爱笑，夏天的时候经常早起去捉青蛙，他用一个小棍拴一条线绳，绳头上拴一个小白棉球，在学院的草丛中不停的上下摆动小棉球，这样草丛中的青蛙就会吞下小棉球。捉的多了，李先生就把青蛙洗净，用油炸了作下酒菜。李先生生活俭朴。我们相处的一直非常好。还有业余女雕塑工作者景新生，与景新生的认识还与我原来的一件雕塑有关。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景新生得到了一个雕塑，那是一个河南济源民兵背葫芦过黄河的雕塑，上面刻有“刘士铭作”的字，她就想将来一定要找到作者本人还给他。后来在协助河南省博物馆办毛泽东红太阳展，我和当地雕塑家王今栋、李湘生合作主像。景新生见到了我，就对我说“我有您做的雕塑，我还给您吧”。我回答说就送给你吧，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还有业余美术画家张复兴。张复兴善勾描“晚笑堂人物画传”，曾送给我一本他勾勒的人物画。还有一位老先生马白石，他善刻印章，还给我刻过一小名章。还有一位王星五老师，喜欢弹奏古筝，其声抑扬顿挫，如高山流水，他的心很静，态度平和，是用心在弹奏古曲，我经常站在他门口听琴。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像这样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关系也一直保持的很长久。

开封师院的东边就是开封古城墙，和北京的古城墙一样高，墙下一片广阔的平原，长满了荒草，平时无人走动。北墙紧靠开封铁塔。铁塔是黑紫色琉璃砖砌成，每块砖上都印着佛像，琉璃釉面光亮美好。塔身的底座深埋在地下。通过塔门可以进塔去。我曾进去看过，两边是墙，中间是砖砌的台阶向上盘转，我没有上到塔顶。塔的西侧有一小院，还有三间庙式的展厅。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喜欢雕塑之外，最喜欢的莫过于戏剧了。我做出的到河南深入生活的选择，也与我在三门峡车站听到的一段地方戏有关。当我真正地到了河南生活时，自然也少不了去听戏看戏。我对戏曲戏剧的喜爱与对其它东西的喜爱一样，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与性格有关。

在解放前，我就喜欢去地摊上买那些自己喜欢的唱片公司出的戏曲唱片。在1950年时，我住在中央美术学院宿舍，与吉祥戏院很近，我也经常去那儿看戏。那时吉祥戏院每周经常演北京梆子腔戏，主演是刘桂云，她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经常演的剧目有“戏园”“蝴蝶杯”，当时美院的李可染先生和邹佩珠先生都常来看她的戏，他们评价说刘桂云唱河北梆子很文雅，她的声腔节奏感似断非断，又象声音在空中晃悠几下才收腔。

而我第一次看豫剧，是在1956年的长安剧院，当时洛阳市歌剧团来演出，其中有曲目“穆桂英挂帅”、 “花打朝”，主演是豫东派的马金风。我看了之后，心情很激动，就把当时北京各报的评论文章和自己的一些看法写了，一并给马金风寄了去。她很快回了一封信，还寄给我一张剧照及一张便装像片，并希望对她的戏多提意见。后来她知道了我是作雕塑的，就希望我能给她塑一个像。于是我就根据那张便装照片塑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半身像，并翻成石膏像，寄到郑州她母亲家里。1957年时，我与创作组的四个人一起去武汉长江大桥合作桥头堡的雕塑。雕塑完成后，我回北京路过郑州，就去她母亲家拜访。我看到她的雕塑就放在她母亲的床前桌子上，用一个玻璃罩罩住。她母亲因为长期与她分开，就用此塑像陪伴着自己。后来雕像在文革中被碰碎，马老太太曾叫人到河南省博物馆找过我，希望我能再做一个雕像，但一直未能找到我。不久，马老太太就过世了。这件事也成为我一生中的遗憾。

我对戏剧的热爱也使我在后来创作了“后台系列”。别人喜爱表现舞台上的形象，我更偏爱表现后台的演员。在我的作品里，戏剧人生与真实生活融为一体。穿着戏服的女演员在喂孩子奶吃，这些形象都是我的一种生活经历，这就是生活造就了我的艺术。

在开封师院工作了一年多，我就被借调到郑州的河南省展览馆去做四清运动的展览。之后的四五年内，我一直都在河南省博物馆做配合展览的工作。为了阶级斗争宣传的需要，我不断地从这个地方借调到另一个地方。

这时在河南需要完成的任务通常都是大型雕塑，如工农兵雕塑等等，创作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没有塑料布来盖未完成的雕塑，只有靠每天往模型上喷水。在文化大革命高峰的时候，我还在河南参加了毛主席像的创作。这个雕像高7米26，因为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当时我被郑州卅十大总部的工人们请到郑州国棉二厂内做像，与河南郑州的几位雕塑家一起合作，日夜奋战，很快就完成了。在雕塑的过程中，每当我们睡觉时，工人们就睡在门外地上守护着，夏天蚊子多，工人们就把自己的新蚊帐给我们挂上。有时，我去理发，工人们就远远的陪着我去。我们完成这个雕像后，工人送了我一本精印的《毛泽东选集》，并把我送上回北京的火车，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那一刻，我深深地为工人们不怕牺牲个人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朴实感情所感动，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扎根于基层、扎根于生活的信念。

在河南的那一段时期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我结识了那些穿着黑衣黑裤黑鞋包着黑头巾、盘头耳边垂着长发、身体丰满健壮矫健、走起路来像风刮过的河南妇女，在后台解开衣襟奶孩子的彩装旦角，吹唢呐的汉子……接着，我又带着几个梦想去了山西、陕西、山东、湖北，进而熟悉了长江上以船为家的年轻船手，黄河大堤上肩抗双桨小船的渔民，黄土高原上打安塞腰鼓的小伙儿……这些活生生的男人、女人，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个时期我没有条件做雕塑，只在不断地看和不断地揣摩，用眼睛和草图记录了下来。

在文革后期，保定的莲花池要做一批“收租院”的泥塑。这组雕塑是根据书和画册，从里面挑选其中一部分来做，大概要做四五十件。已经开始做了，但当时在保定找不到合适的人，有人就问我可不可以过来帮忙，时间也就是四十天，能不能帮他们解决收租院塑像的事。我回答说可以，就跟着莲花池的负责人蒋保田来到了保定。

我和创作组的人员被安置在莲花池的一个西小院里。院子是长方形的，非常幽静，有一圈走廊，走廊中放置着几组收租院的塑像，还有五间房子里，也有几组，但大部分还都没有完成。

当地一个美术社的同仁参加了这个创作组，人数不太多，有四五个人。其他的人还有保定美校的汪嘉友（毕业于湖北美院）、严云（因为要在家照顾小孩，不太过来）、易县西陵的自学成才的雕塑家徐晋等。整个小组算上工人也就二三十人，当时大家商量确定由我负责技术和人物创作。

于是，创作组开始工作。我们把莲花池里的一些树的树枝砍下，粗的长的做成榫，院里闲着的木板做成底座；把这些树枝，插在木板上，木板要双层的。把两个粗的斜的树枝钉在木板上，也就是插进去然后上身也捆上一些木头。胳膊就用细钢筋，有的地方再加上木头。然后缠上稻草绳，再用和过稻草的泥把它糊上。最后用沙子和泥和在一起，进入上细泥阶段。细泥之后还有面部或者局部，这些地方要用带棉花的泥来塑。我一方面自己塑，另外还要改别人的，尤其是那些业余雕塑家们的，做的不大合适的我就再给改改。当我做完了前面的细活时，蒋保田就跟我要了一个工具，说：“我来磨光。”于是他就戴上花镜，搬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由上到下磨光，他对磨光很感兴趣，做的也很认真仔细。经过四十天，总算完成了任务。每个像都是一米六七，一米八左右，一个一个的，看起来效果还真不错。

在塑像的过程中，有一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自学成才的徐晋。徐晋有一次问我：“刘老师，您做雕塑是根据什么来创作？”我说：“那时候我们都是做人体模特。”他说：“我不是，我是根据解剖，我把解剖（结构）都背熟了，还有素描，我就靠这两样来塑。”他讲自己以前在西陵也做过一些泥塑。在做收租院时，我注意观察他是如何做一个背着口袋的收租人的。这个收租人，书上刻画得很细致，他做起来也很细致。我看到他做的张开的嘴的每一个牙齿都非常清楚。后来，单位有事就把他抽回去了，这样他就剩了一个未完成的雕像在那儿。这个雕像正是从人体骨架开始做的。胸骨、肋骨，他都搓成泥条，在木头桩子上都做出来。这个人留给我的印象挺深的，他从解剖开始，从里往外做，这是自学成才的人的一种方法。”

《收租院》完成之后，蒋保田就问我想不想调保定来，他可以到开封师范学院和革命委员会，去和领导说说，保定很需要做雕塑的。我想保定离北京很近，从北京到保定坐火车也就两三个小时，而且在保定上火车，也很方便。在河南呆了那么多年，我觉得也可以换个环境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定到保定。于是，蒋保田就去和河南革命委员会交涉，对方说：“可以，刘老师在这儿也是长期借调，生活没人照顾，身体也不太好，你们要是要，我们就把这个人调给你。”

这样一个多月后，我就成为保定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的正式工作人员了，而经过收租院的工作，大家对我也都相当熟悉了。

从1970-1974年我在保定工作、生活。这段经历时间虽然并不长，其中还有一年借调到北京的历史博物馆，但我在这期间认识了很多保定的工人、学生以及职工，他们都是业余的美术爱好者。我在保定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里的工作是做群众的美术辅导，我与同事有时会组织他们搞一些讲座，做一些创作。

在保定的这段时间里，我接触了很多保定的朋友，也对保定的生活习惯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保定这个地方的男人都很豪爽，女人都很热情。像画油画的蒋中兴，他也是美院毕业的，分在内蒙，后来他一家三口人调到了保定。我们两个人曾经一起去白洋淀玩。

我在保定还遇到了我的素描老师李宗津先生，他是和电影学院的老师下放到保定，在部队体验生活。李宗津先生也常来群艺馆找我聊天。后来我还和群艺馆美术组负责人顾家彝组织了保定美术爱好者与李先生进行交流座谈。我在保定这一段经历，体验到了许多以前所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当这一段经历过去后，我再回想起来，觉得保定这地方是个挺锻炼人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人懂得如何处事的地方。

1971年后，河北安平出土了一个汉墓，政府为此组建了一个工作组，中国历史博物馆美工组的余羏和李之松两个人在那里做临摹壁画的工作。一天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老校友李之谭，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回答说：“没什么，《收租院》也做完了，我就在这儿做群众美术辅导工作。”一两个月后，我接到组织转给我的一封信，说历史博物馆为了做山顶洞人的布景箱，需要我去协助。这样，我就被借调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为我后来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契机。

在历史博物馆前后大概干了一年左右，我就又回到了保定群艺馆。这时，我碰到了开封师院艺术系毕业的学生韩建国，在他的建议下，我起了退休回北京的念头。毕竟，在群艺馆，我还是无所适用，那里需要的是写文章的人，而非搞雕塑的。而如果不提出退休，在当时的情势下，我就要被下放，或者让我退职。而我内心里也着实想与家人团聚，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

在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我终于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其在保定待着耗时间，还不如回北京，还能有点工作可做。于是我就和群艺馆的杨镇军馆长说了。杨馆长是老八路出身，人挺好，没有一点馆长的架子。当时他穿着自己家做的黑棉袄，拿着扫帚，正在打扫群艺馆前面的道路。他听了我的要求后，叹了口气说：“唉，这样吧，你这情况，这么长时间我也看出来了，你身体也不好，一个人吃啊，睡啊，没有个宿舍。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后边空屋子里，冬天也挺冷，煤火炉生得也不怎么好……我给你办了吧。经市委干部处和河北省干部处联系，同意我的退休费为原工资的75%待遇。一提到退休啊，我心里特别难过，好像一个人忽然脱离了组织一样。”之后，我办下了退休，得以回到北京，与我的家人团聚了。